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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07, 2006

秦朝

秦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的暴政、它的乱伦或者它悲剧性的收场都不能改变它伟大的事实。

前238年,后来的始皇帝赢政亲政,八年后开始了解放战争。

前230年灭韩
前228年灭赵
前225年灭魏
前223年灭楚
前222年灭燕
前221年灭齐

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结束了持续550多年的分裂局面,秦的强大,可见一斑。秦朝和周一样,发家于边远地区,因此我推测秦朝的军事力量也是在和游牧民族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显然给了它内战中的优势,所以秦对内地诸侯的作战一直顺风顺水,但是对同为边境国家的晋国的战争却总是败多胜少。

贾谊把秦朝的强大归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尽管商鞅变法在赢政之前近200年,但是我仍然认同贾谊的说法。商鞅变法取消世袭特权,承认可交易的私人产权,提供累退税制以及对军功提供经济奖赏。从而建立了新的激励机制,打击了贵族统治,催生了强大的地主阶级。

秦朝通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朝代,我觉得这里的统一应该翻译成integrated而不是united, unified或者别的什么。在秦朝之前,夏朝、商朝和西周都是统一的朝代,甚至东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统一国家。但是先秦时期的统一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夏商的王,包括更早的三皇五帝,只享有象征性的地位优势,比如接受朝贡(死兔子死獾什么的)。原因很明显,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条件下,一个严格的代理体系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周天子的权利比他的前任们要大,所以在周朝产生了盛极一时的礼仪体系,这种礼仪体系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表象。其实际功效是一种原始的社会制度。但是相比周朝之前的君王,周天子的特权可能也只是祭祀而已。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分散的管理模式不能再满足社会的需求。一方面是生产剩余和社会分工催生了商品贸易。在管仲改革时期,齐国就开始向邻国出售自己的特产:盐铁。之后山西的池盐和四川的井盐也行销全国。到了春秋末年,以邯郸、临淄和郢为代表的一批商业中心得到了确立。这样的商业繁荣必然对政治制度提出一系列要求,比如一个理性的货币当局、统一并且可执行的商品标准、对私人产权和合同的一视同仁的保护等等。

另一方面是兴修水利和防御匈奴带来了搭便车问题以及对规模效用的追求。中国北方的草原上存在着恼人的游牧民族,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是在中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的汉族扩张到草原边缘前,两个民族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联系。的确,犬戎在前770年洗劫了汉族的首都丰镐,但是没有汉奸的策应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狄在前661年血洗卫国,只有730人逃过黄河,但是如果卫懿公姬赤不是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如果管仲和齐桓公不是政治投机主义者,那么那些人道主义灾难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就像我们在春秋战国里已经论述过的那样,真正使得夷夏矛盾无法调和的,是铁器和牛耕的普及导致的私田和人口的爆发性扩张,推动汉族和匈奴在那条传说中的等降雨线(在这条线以北几乎没有降雨因此农耕也不可能)附近展开对峙。防御游牧民族需要投入海量资源(更大的军队、长城等等),这笔投入是边缘国家的责任,比如燕、赵、秦等等。但是防御游牧民族的好处却是所有诸侯一起分享,这势必导致边塞防御的供给不足。春秋时期出现的政治寡头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攘夷,其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其中的道德风险,增加边塞防御的供应。

水利设施的修建则向中国人展现了规模经济的无穷魅力,修建一条运河(一个水库)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但是从运河中延伸水渠却几乎不需要什么投入。从一条运河中引出越多的水渠,那么大运河本身的投资就越划算,从经济学上讲,就是水利设施具有一条近乎L型的成本曲线。典型的例子是都江堰。正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水利图腾使得中国人对追求规模效应产生了狂热情绪,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仍然是这种强迫症的俘虏。

秦国进行的六国兼并之战可以看成从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对中国社会的整合,这种整合都可以被看作对规模经济的追求,或者,照金金的话说,convergence,不过convergence说到底还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这些整合措施从秦朝建立政权之后的一系列措施中得以体现。秦朝建立一个中央政权,废除六国是典型的水平整合。其他水平整合措施还包括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及车轨距离,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等等。当然,就像我说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提出了整合的要求,也为整合提供了物质条件。秦的垂直整合就是这些物质条件的直接后果。比如建立严格的户籍和田产登记制度、全国范围的郡县制、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公路体系以便加强对各地的监管以及焚书坑儒(尽管焚书坑儒也可以被看为水平整合)等。修建万里长城和发动对匈奴、越人的进攻则可以被看作纠正搭便车问题的努力。

总地来讲,秦朝的建立是对中国社会之前两千多年分裂割据的总结,它对各种激励问题的纠正被之后两千多年的经验证明为正确。地理特征近似的土地面积异常广袤、农业对水利设施的巨大依赖以及防御蛮族入侵的需求与供给的地理存在错位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状态。应该说,在秦朝时中国人就已经找到了最适合他们的社会制度,秦朝之后一直到工业革命的两千多年,中国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先人的智慧罢了。

3 comments:

matthew said...

鉴于高丽棒子这两天叫嚣着中国篡改东北亚历史,强烈建议浩浩同学的历史讲座加开一节东北亚历史与韩国民族认同的课,尤其是关于渤海国等等。

因为这个问题也关于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理论:我们今天所写的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

Howhow said...

渤海国?我以为至少要从檀君开始……不过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

somebod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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