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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15, 2006

汉朝

由于俗务缠身,这篇blog断断续续地写了好久,今天才得以面市。

对于是否把东汉单独列章,一开始我有些犹豫,不过最终考虑到东汉没有太多自己的历史特征,决定还是把那段历史放在一起予以讨论。

盛极一时的秦朝在始皇帝死后迅速地没落,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宦官专权的恶劣后果。在始皇帝死后1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暴力斗争第一次发生在农民和朝廷之间,除了宣告干群关系的空前对立之外,主要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变迁。陈胜、吴广虽然很快得到了镇压,但是这场起义要一直持续到汉朝建立。当时担任保卫政权任务的军队可以想象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装备非常精良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秦朝的统治都没能延续下去,足见秦朝统治的差劲。

汉朝的创立者刘邦就是在那场席卷全国的暴乱中脱颖而出的。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出自一个没落的超级大国楚国的没落贵族,就象我曾经介绍过的那样,楚国不是一个正统的中国诸侯,那里的君主始终没能掌握中原对手那种对政治的精辟理解,他们的统治记录都非常糟糕,这直接导致了项羽的政治觉悟低于常人,而最关键的是,低于他的主要对手刘邦。

当然,今天要说的是刘氏王朝,所以对项羽的种种历史性的愚蠢我不打算多说,更何况愚蠢是两种我最无法容忍的品质之一,而失败又是我最讨厌的事情,第一名。秦朝在公元前206年随着赢子婴向刘邦投降宣告灭亡,史学家通常同时把这一年作为汉朝的开始,但是汉朝其实是公元前202年建立的,这之间的4年时间实际上属于一个叫“西楚”的政权。

好吧,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422年时间见证了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现在的中国人大部分自称汉人,与汉朝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柏杨称汉朝是中国“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后人在观察汉朝的时候——因为受到庸俗电视剧的误导——通常会被吕后、汉武帝、张骞、苏武这样的历史人物迷惑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的确,汉朝在细节问题上孜孜以求的精神为后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以及大量的野史材料,他们阉割了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有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后妃争宠而且他们所有的皇帝都是同性恋。但是汉朝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在别的方面也提供了无比迷人的现象。

汉朝的第一个特征是郡县制最终得到了确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建立的王朝初期必然存在分封同姓王的设置,这是客观因素使然,一旦中央王朝站稳脚跟,剪除同姓王都是第一要务。同理,同姓王也知道造反趁早的道理,在汉朝的表现是七国之乱,好在汉朝的地方叛乱发于南方,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在中国要从南向北推进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异常困难的,七国之乱最终在周亚夫将军的得力指挥下得到了镇压。此后中国确认了贵族阶级只有俸禄没有权力的政治体制,由地方到中央往上级级负责汇报的监视体制开始以极高的效率运做。欧洲那种割据的封建制度再也没能在中国抬头。黄仁宇管这叫“政治早熟”,这样的说法流于表面。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经由中央统一调度、北方负责国防、南方负责生产的政治经济格局符合中国的客观条件,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繁荣发展。

汉朝的第二个特征是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权。这一不幸的现象起于初期的吕氏,但是终汉朝之治都没能得到纠正,西汉还以外戚篡位这种灾难性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我看来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一个强大的、富有阶级认同感的士大夫阶级没能出现。在这里,我想交叉论述一下而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臭名昭著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安排。虽然汉朝开创了思想管制的先河,但是汉朝真正的文化政策是尚法尊儒。法家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很对皇帝的胃口,很难想象一个有头脑的皇帝会抛弃法家的政策。但是一个社会不能只靠法律进行管理,因为法律的成本太高,从人类史角度来看,也只有当代美国的生产率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体制安排。所以在法律之外必须引入道德作为软性管理的手段,尚法尊儒就是在这样的考量下出台的。回到官僚制度的问题上,除了一个以儒家学说为绝对正统的学术体系尚未得到建立,因此一个考核标准的衍生品缺位之外,学术教育在当时的极度不发达(尤其是考虑到焚书坑儒对学术传统的毁灭性打击)也阻碍了科举制度的建立。没有士大夫,皇帝就必须以来别人进行管理,最理想的候选人自然就是外戚和宦官。这样的安排本来无可厚非,不幸的是委托管理本来就伴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而外戚和宦官阶级偏偏又是毫无道德素养的阶级。

最后一个要谈的问题就是对外关系。和之前以及之后的各个朝代一样,汉朝始终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汉朝的对外政策又是异常成功的,在中国历史上也许也只有唐朝可以和它媲美。现在的中国人往往会以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而沾沾自喜。

我也是!

所以,为了满足一下大家的民族虚荣心,我就在正文继续之前先把这句话的典故简单介绍一下。说这话的是西汉名将陈汤。但是这话并非出自汉朝最强盛的武帝时期,恰恰相反,陈汤是汉元帝的手下。汉元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废物(好吧,其实也不算太废),要不是陈子公有魄性,那他留名史册唯一的事就是把王昭君嫁给了匈奴人。那么陈座又是怎么替汉朝扬眉吐气的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匈奴说起,前51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在国内有点混不下去,就提出到中国来访问。想我大国泱泱,自然说好。呼韩邪单于于是来长安朝见汉朝皇帝,这长安好地方啊,呼韩邪呆出了味道,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临走的时候跟汉宣帝表了忠心:“大哥这以后我就跟你混了!”于是汉朝又送大量兵马粮草帮助呼韩邪回国去剿灭异己。这招实在是高,西域诸国看自己的老大匈奴都跟了中国人了,自然纷纷派使臣来磕头请安。这支就是后来所谓的南匈奴。

要是故事在这里结束,陈汤也不会青史留名了,偏偏呼韩邪还有个哥哥叫郅支单于。这个郅支单于跟自己的弟弟一点也不象,嗜杀成性。呼韩邪单于归顺了汉朝之后,郅支单于就跑到更远的地方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也就是所谓的北匈奴。他杀死了汉朝的使臣谷吉,还对前去索要谷吉尸体的使臣恶语相向:“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

他这么一说,汉朝面子上搁不住了,大家只好撕破脸皮。甘延寿与陈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出征西域的。后来的事情比较简单,汉军长驱直入,两天时间就攻破了北匈奴的都城赖水,将郅支单于妻妾太子、王公贵族全部诛杀,俘虏移交当地盟军处理。在凯旋之际,甘延寿与陈汤给汉元帝写信道:“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后人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

好了,让我们回头把国际关系的部分说完。总地来讲,汉朝的对外政策是非常成功的。郅支单于的据点在喀拉昆仑山以西,相当于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历史上从来没有外国军队可以翻越帕米尔高原侵略中国,只有中国可以翻越帕米尔高原去侵略别人。即使在国力不是很强盛的东汉,汉朝对匈奴也一直保持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得通过欧亚大陆进行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同时,汉朝和匈奴之间的边境贸易也非常昌盛,汉朝强大的骑兵部队最初很可能就是依靠与匈奴交易得到的马匹建立起来的。但是汉朝对匈奴的外交优势却是从和亲政策开始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绥靖政策是否当时的最优选择,但是这一卑鄙的政策的确如蛆附骨地困扰之后的中国上千年。除了把自己女儿嫁给一个不洗澡不刷牙不识字的外国人这个行为本身非常不人道以外,和亲政策也成为昏庸政权苟且偷生的最佳借口和手段。从历史事实来看,汉武帝对匈奴的超强硬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外交优势与其说是以文景之治积累的强盛国力为后盾,还不如说是以汉武帝的人格为后盾。

总地来讲,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朝代。在汉皇室统治中国的400多年时间里,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文化艺术繁荣,国际交流频繁。国际地位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得到空前提高。但是很快,这样的黄金时代要告一段落,中国进入了几乎与两汉一样久的动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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