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提高效率

伦敦金融时报的中文版上有一个许知远的专栏。许知远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在那个专栏里他还专门写过一篇针对上海的、刻薄的文章。所以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好印象。不过尽管如此，他的专栏大部分读起来都很则劲，或许是受到英文能力的影响（尽管我不知道许先生的英文能力究竟怎么样），他的文字有一种康拉德式的令人情绪低落的节奏感。

从那个专栏判断，许先生对今天中国感到失望，他认为而今中国人对物质生活盲目的追求，以及与之相伴的信仰缺失已经到了令知识分子感到愤怒的程度。接连几篇文章都是说的这个，使得我也情不自禁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而今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也不象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糟。有些现象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而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大大地不同的。

信仰缺失这个问题，困扰中国很多年。究其原因，是中国近代史上经历了太多外来的、强迫的、急速的变化。从1840在年鸦片战争中不战而降开始，中国本来铁板一块的社会先后承受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无政府主义、共和制度、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等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轮奸。从后果上看，中国最终拒绝接纳其中的任何一个流派，但是乐观地讲，中国又的确接受了所有这些流派。

而今21世纪也已经走过了7年，距离中国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由上而下的改革已经快30年了。这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十年文革期间产生的意识形态真空，信仰缺失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任何一个读过点书的人都要把这一问题当作口号喊上几句才能显得自己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人。

这种事情我高中里就做过了。现在想来，之所以当时会觉得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除了把尼采那个疯子写的东西断章取义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患了广大青年的通病：把无知当个性。70年代出生的人管比自己小的叫“80后”（我所听说过的最愚蠢的几个术语之一），80年代的觉得90年代生的都是阿飞，81年的看不起82年，82年的看不起83年，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感情和偏见，说到底都是由于无知，以及无知导致的傲慢造成的。

今天的代沟如此之深，非但不是因为大家遭遇了普遍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危机，恰恰相反，是道德标准供给过度的结果。真正存在那种问题的社会，比如1970年代的中国，或者中世纪的欧洲，绝对不会受困于信仰缺失的疑惑，那些社会的特征通常是反过来，即，迷信。

而今中国社会不存在信仰缺失、身份不明、道德沦丧所有一切这些问题。真正困扰我们的是另一个切实存在，但是并不特别严重的问题：混乱。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有太多的选择：我应该相信亚当 斯密，还是佛祖？或者孔子？或者马克思？或者柏拉图？或者耶酥？或者凯恩斯？或者康德？这些供给的泛滥又进一步得益于它们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事实。

想想吧！

这一切，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供给得到了放大，而需求还是14亿个脑袋。每一种信仰、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哲学都在相互竞争，试图获得更多的信徒。而这，将导致效率。如果这样的竞争得以延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坏的思想将被淘汰，真理将发扬光大。

Confusion is s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