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在皇帝赵桓被俘虏、宋朝政权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对中国北方的统治之后不久，它的一个畸形的副产品——南宋，就在中国南方建立了。它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是赵桓的弟弟，在被俘前几分钟，赵桓签发了很可能是自己作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道命令，任命当时在附近勤王的弟弟赵构为大元帅，并且火线任命了一批高级将领。命令（反常地）得到了迅速的执行，又过了半年，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当时叫应天府）称帝。当时赵构仅仅21岁，显然缺乏驾御局面的能力，于是自然地，他选择了投降主义的策略。即位不久就全盘放弃抗战主张，向南撤退，最后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都。

当然，我得承认赵构这样的安排，很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即使在他逃过长江之后，也仍然受到金朝部队的追杀，一度只能躲在海上，这说明当时宋朝的确没有能力组织象样的抵抗。而且赵构的爸爸、哥哥还有七大姑八大叔的都做了金朝蛮子的俘虏，天晓得正在那漫漫荒原上受着怎样的折磨，要说赵构不恨女贞族，我是很难相信的。

但是恨归恨，要是真的打败了女贞族，让他们把爸爸、哥哥放回来，那自己的皇帝恐怕也是当不下去了，所以投降主义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于是宋朝的外交逐渐从窝囊变成了耻辱。种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罪行包括割地赔款、称臣纳贡、起用奸臣、滥杀忠良，等等等等。这么说可能还不够精确，所以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比如我们上次提到的澶渊之盟，已经是为后世史家所唾弃的投降主义举止了，但是毕竟宋辽两过君主还是互称兄弟的。到了南宋的时候，赵构已经管金人叫“叔叔”了。此外，宋朝政权还做过应金朝要求把鹰派人物开官戮尸、给秦桧追封谥号等等无耻到荒谬的事情。

这样的荒谬从1127年南宋在临安建都，到1279年亡于蒙古帝国，持续了153年。

这里我要补充两点。首先，由于中国南方长期担当战略后方的角色，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现在的中国意识形态中，南方似乎总是和投降主义相联系。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的认识，正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人群中蔓延。北方的中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沾沾自喜，认为南方人只懂做生意，而做皇帝的事情非得北方人来做。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南方人也有一种毫无必要的自卑情绪，或者，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一种“肉食者谋之”的阿Q精神。与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的事实是，中国北方才是投降主义的温床，而南方却是坚持抵抗的代表。当然，南方的这种执着未必是南方军民精神面貌的体现，而更多地只是长江天堑的结果。但是同样的道理，南方的偏安一隅（顺便要说的是这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往往都只在一系列的北伐失败后才出现）也是中国地理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海拔递减的结果。这不是大家第一次在这个系列中看到这种地理唯物主义的论调，我自己也对其中的机械主义气味感到厌烦，但问题是这一方法论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

另外一点就是，从隋朝开始的政治中心东移过程到宋末基本完成了。政治中心东移的最早起因是北方的农业凋敝，为了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隋唐统治者大力发展漕运。这是极有政治远见的一步棋，因为如果为了粮食问题迁就定都决策，把首都直接定到南方或者东方，那么中原政权将直接丧失对西北极富国防战略意义的地区的控制。但是为了控制大运河，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心还是逐渐地往北移动，比如洛阳的兴建和扬州的繁荣。这一过程随着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政治经济差异的进一步加大而变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政权都选择在比洛阳更为靠东的开封定都。后来的政治军事拉锯也主要在开封南北一线展开。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历史学者现在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心东移是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变迁。即以前在西北部活动的匈奴、突厥逐渐消失，而女贞、契丹这些新的少数民族集中在东部，所以中原政权向东方转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是为了解决漕运问题中原政权才逐步向东靠拢，而这一转移加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接触，促使他们发展并且最后反过来侵略过于僵化的汉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