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明王朝从1368年建都应天（现在的南京，和宋朝的应天不是一个地方）到1644年因为吴三桂打开山海关降清而亡共计276年，除了先秦时期的历史王朝外，只有唐朝比明朝寿命稍长。

明朝的历史因为史料比较丰富，所以研究工作不论正史野史都比较繁荣。同时又通过形形色色的的传奇人物传奇故事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流传开来，其影响力虽不及古装剧泛滥成灾的清朝，但是相比以前各朝，实在算是倍受关注了。而明清两代的故事如此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华帝国对外扩张的告终，中国历史的发展逐渐瞄准宫廷政治这类微观目标，而这无疑广受三流剧作家、三流导演和三流制片人的青睐。

说明朝对外扩张乏力不是没有道理的，翻开明朝的地图，我们发现明朝政府对今天的西藏、新疆、东三省北部甚至川西地区都没有控制权。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版图萎缩的情况（第二次是1949年），以往的汉族王朝虽然对漠北和西藏地区没有兴趣，但是都会控制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地区。这样的地缘政治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北方野蛮人对中原地区实现侧翼包抄。但是从唐末开始汉族人逐渐对西部失去兴趣，于是明朝在驱逐蒙古人夺回现在的半个内蒙古后就没有进行汉武帝和唐太宗时候那样的远征，任由蒙古人继续控制着从波西米亚到外兴安岭的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反，明朝似乎对东方更感兴趣，疆域逐渐延伸到了现在的库页岛。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和他的部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由南而北地统一中国，因此明朝军队，至少在初期，凭战斗能力应该完全可以夺回整个西伯利亚不成问题。

明朝唯一值得一提的对外扩张似乎是郑和的七下西洋。关于这七次航行的传说现在越来越离谱，有的甚至宣称中国人早哥伦布70年发现美洲。这样的说法大概只有屁股长到肩膀上的人才会信。依我看，郑和的航行之所以比欧洲人的来得顺利，是因为印度洋的水文条件优于大西洋。西方学者常常感慨，假如郑和晚一会出发，在印度洋上碰到达伽玛的船队，那么中国将不会转入孤立主义的外交决策，那么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将要改写而中国将继续统治世界直到今天。这有点象西方评委发给我们的安慰奖。实际上如果郑和真的碰上达 伽玛先生，那么结果恐怕是中国提早400年进入晚清那种屈辱的半殖民地状态。

而在另一方面，明王朝的内政建设则几乎把中国古代政治推向了顶峰。比较刺激的特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明朝的内务系统规模之大、效率之高足以让盖世太保或者契卡相形见绌。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明朝历代皇帝苦心经营这么一个部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开国皇帝订下的规矩仅仅这条形同废纸？

究其原因，我认为宦官系统的膨胀主要还是朱元璋撤消宰相一职的反动。朱元璋是农民出生，打了17年内战做上皇帝。长期的政治斗争造成的阴暗孤僻的性格个性使得他极度仇恨官僚阶级，或者说，知识分子（有点眼熟，呃？）。朱元璋是个民粹派，带有民粹派特有的歇斯底里的气质。于是一当上皇帝就开始开倒车，拿辅佐自己上台的官僚们开刀，直到最终消灭了宰相制度。但是宰相制度没了不代表官僚阶级没了，相反，官僚阶级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中国的文官阶级从隋朝发端，经过近1000年的磨练，到了明朝已经近于金刚不坏。那种“武死战，文死谏”的神风特攻精神足以令每一个皇帝闻风丧胆。所谓横的怕竖的，竖的怕不要命的。明朝的大臣不仅不要命，还喜欢搞自杀式袭击。不仅喜欢搞自杀，还喜欢搞集体自杀。明朝的八股制度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官的阶级认同感，以至于文官与皇帝之间的对抗已经不仅是公开的问题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这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的颠峰。

来看几个例子。首先是明景帝和大臣的对抗。明英宗在土木堡做了蒙古人的俘虏之后，他的弟弟临危授命做了皇帝，就是明景帝。明景帝深知自己的皇帝位子不牢靠，故一心一意地要铲除明英宗余孽。手段之一就是要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本来是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没想到朱见济没有皇帝命，做了不多久太子就死了。于是本来就对明景帝有意见的大臣们来了兴致，先发了封邮件给皇上，注意，是皇上本人，说什么“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妈呀，这不是说皇帝儿子死了是活该嘛。这样的奏折假使交到朱祁钰皇帝陛下的老祖宗朱元璋皇帝陛下手里的话，恐怕这个家伙得诛九族。但是景帝的脾气那叫一个好，就当没看到，想装傻混过去。没想到大臣得寸进尺，又继续发邮件“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一本正经地给皇帝上起课来。景帝终于忍无可忍，给写文章的来了个立即逮捕立即处决。尽管如此，明朝皇帝的弱势可见一般。

或许嘉靖皇帝的故事更富戏剧性。嘉靖皇帝的前任正德皇帝是个彻头彻尾的愤青。正德皇帝31岁英年早逝，身后无嗣，于是侄子朱厚璁被召入京，继任皇位。嘉靖皇帝其实也是个愤青，据说还没做上皇帝就为了进京走哪个门和大臣闹辞职。上位不久，文官集团决定给这个15岁的年轻皇帝一点颜色瞧瞧，于是逼着嘉靖认正德皇帝做爸爸，而真正的爸爸只能做叔叔。这样的要求别说是对皇上，哪怕是对仆人，恐怕大家都还说不出口。可是明朝的那些大臣不仅说出了口，而且说得那叫一个震天响。不仅放在嘴上说，还跑到皇宫去静坐示威（相当于冲击中南海）。嘉靖皇帝在跟那帮书呆子屡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只好采取集体廷杖的方法暴力镇压了这次动乱。嘉靖皇帝的晚年还碰到一个叫海瑞的疯子，经常收到他的恐吓邮件，期间都是“陛下之误多矣”、“陛下之计左也”、“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还没完，“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通观全文，排比句、反问句此起彼伏，哪怕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看到这封信时，不仅没有对海瑞的尊敬，而且充满了对他的厌恶。写出这样的文章 绝对不是因为勇敢，只是因为疯狂。

其他的事情还包括万历年间为了立储废后等事导致的明神宗长达三十年，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资料。

中国从汉末开始实施去贵族化的官僚选拔制度，到隋朝时期科举制度成形。唐初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在文武幕僚的拥护下夺取政权，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成功组织政变活动。既而到武周篡唐、安史之乱、裴中立讨伐割据，中国文人开始觉醒。在西方但丁那种关注个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唐代已经通过诗歌达到颠峰。膨胀的文人集团开始逐渐控制中国政治走向。到赵宋建立，宋太祖自己是军官出身，对文官去优厚有加。宋朝文人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宋末动乱，在北方沦陷的情况下，汉族知识分子在南方组织了不计牺牲的抵抗。（同样的，明朝最后一段时期中国南方对满族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也是由文人领导的。）终明朝一世，从靖南之役中拒绝与朱棣合作，到最后崇祯帝杀袁元素，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已经膨胀到了无人能够驾御的程度。中国的书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讪上卖直，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逼得皇帝不杀他不行。皇帝一杀大臣，边上的史官，可能和那个不要脸的大臣还是初小同学，就亢奋地把皇帝杀人写下来，其间还免不了添油加酱一番。

官僚作为原始的民选代表在与皇权的斗争中，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而这些恶果最终从内部吞噬了明王朝和汉族的能量，1644年，中原政权不等外族发兵就自己分崩离析了，给中华帝国留下了最后200年的黄金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