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we've got here is failure to communicate

跨学科研究是整个科学界的大势所趋，比如大学里就学过“法哲学”，研究生的时候有“法和经济学”，理工科方面这种例子就更不胜枚举了。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和历史学走得比较近的学科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严肃的学者不会通过跨学科来做秀，之所以需要别的学科的专家来帮忙，是因为没有他们的确搞不定。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就请了苏秉琦先生执笔第二卷《远古时代》，请考古学家来写历史，实在是无奈之举，但也是明智之举。文献史家通常喜欢呆在书房里对着历经战火的古书冥想，而看不起他们那些在野外摆弄瓶瓶罐罐的同行们。不过如果没有考古学家把那些东西从阴沟里挖出来，文献史家又无法证明他们工作的价值。

这就是夏朝研究碰到的问题。他们碰到的问题其实和商朝研究刚刚开始时碰到的问题差不多，但是更为尖锐，因为他们连半个文字都没发现，更别提破译它们了。这导致中国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夏朝文明时非常被动，他们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手段就是以前也没人相信商朝文明的存在，但是殷墟的发现和甲骨文的破译证明了《殷本纪》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司马子长的学术修养和职业道德操守，由此推断《夏本纪》也是真实准确的。这样的说法虽然makes sense，但是却不够使人信服。实际上，外国学者因为不认识王国维，根本就不吃这套。如何把夏朝历史变成信史，就变成考古学家的责任了（历史学家：你只要给俺挖出来，俺就能读给你听！）。

于是1959年，徐旭生先生果然在豫西挖出了夏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二里头文明。同位素测试表明，二里头文明存在于公元前1500-1900年左右，与夏朝公元前1800-2200年的存续期间吻合。在我看来，这个发现和特洛伊城、克诺司宫重见天日一样激动人心。在这之前，西方学者通常认为夏朝14代17王清晰连贯的年表是周朝学者的杜撰。当然，即使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之后，关于它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有人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一部分属于商朝痕迹。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象殷墟那样发现文字。